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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ciencemag
编译：武帅、刘俊寰
就近几年的科技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已逐步向科技大国迈进，这在提升中国在全球的科研影响力之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科学人才流动背后的格局。
比如，越来越多的欧洲科学家选择来到中国进行科研。
西班牙果蝇遗传学家Jose Pastor-Pareja对此解释道，“中国有很多机会。清华是个很不错的地方，现在它的排名也已经进入了全球前20”。
Sciencemag怀着对这样一群“特殊的”科学家的好奇，研究了欧洲科学家与中国科学家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工作的几位欧洲科学家的亲身经历。
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是好是坏？他们又会对中国的科研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文摘菌的板凳已经摆好了，快来一起看看吧~
万事开头难！
Babak Javid深知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新教员，想要在此立足，必须组建一支强大的科研团队。但结核病实验室创建后的六个月之后，这位英国的医学科学家还是很难找到愿意加入的研究生。
“我来清华的原因之一就是听说这里有很棒的研究生，”Javid在2011年秋天来到清华，“但没人愿意加入我的实验室，我正在断送我的职业生涯。”
Javid作为清华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部第一位外籍教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既不会中文，也没有任何可利用的关系。
但其实，Javid有着十分优越的教育背景，他不久前与Eric Rubin一起完成了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University’s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这是哈佛大学唯二以人名命名的学院，另一个是肯尼迪政治学院。
Eric Rubin开始担任起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主编工作。
“我不是什么有名的哈佛教授。”Javid说道。
然后，朱军豪加入到了他的科研队伍中。朱军豪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的一年级学生，这是他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轮换。
“对于许多中国学生来说，和外国人一起工作并不吸引人。”朱军豪说道，除了语言和文化障碍，清华学生已经通过留在国内这一做法间接表达了对国内导师的偏爱，“他们一开始就决定了不申请国外的研究生。”
朱军豪最初也有同感，但是Javid让他改变了想法。“Babak太酷了，”他说，“我们合作的前几个项目都超级疯狂！”
Javid说他故意选择了有难度的项目来测试朱军豪，但朱军豪顺利通过了测试。“只要他表现正常，我就愿意接受。”Javid说道，“但是他表现得相当出色，他的加入让事情出现了转机，他在学生们中对我赞不绝口。”
Javid（右）和朱军豪（左）
2017年，朱军豪博士毕业，他对作为结核病病原体的分枝杆菌的基础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现在追随着导师的脚步，成为了Rubin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在哈佛大学追寻自己的学术梦想。
“Rubin和Javid很像，他们非常体贴，同时给你很多自由。”朱军豪说道。他目前还没有工作计划，只想发表更多论文，他表示，如果能回中国获得一份教职“会很棒”。
有些期望得以实现，有些则被遗忘
Javid对朱军豪的进步感到非常欣慰，他将培养中国下一代学生视为一项重要任务。
但是Javid在清华也遇到了一件十分失望的事情。他说，清华曾经承诺建造一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BSL-3），这样他就能用危险的病原体进行实验。他们说这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但是八年过去了，他还没看到实验室的影子。
“缺乏这样的设施妨碍了我们的工作，”他说道，“我太天真了，以为真的会有实验室。”他补充说，“但是就算没有生物安全实验室，我也有足够出色的材料和人力来进行科学研究。”
2017年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Carlos-Andres Palma没遇到过这种问题。Palma是分子结构和表面的副研究员，他说，他离开德国美因茨的马克思普朗克聚合物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olymer Research）来到中国的原因就是为了获得更多设计制造精密的软物质设备的机会，他对自己获得的科研支持十分满意。
“我33岁时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Palma说道。他在哥斯达黎加长大，去德国前曾在法国学习。“尽管资历尚浅，但是能建立这样的实验室，并和中科院的一流科学家们交流探讨，这听起来很有诱惑力。”Palma补充道，“如果我待在马普所，我需要十年才能成为实验室主任。”
Jose Pastor-Pareja于2012年加入清华的原因与其十分类似，在跟随许田完成耶鲁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后，Pastor-Pareja计划回到西班牙进行学术研究。
“我获得了一份独立教职，但是时间点很不好，当时西班牙正面临经济危机，”他解释道，“这里的结构生物学设施非常棒，北京就可能有40多个果蝇实验室，可能是全世界最为集中的设置。”
“千人计划”只是招募人才的方式
Sciencemag采访的外国教员对他们的实验室和科研支持十分满意，除去工资他们还有住房和出行补贴，Javid说他的总启动资金超过了200万美元，其他科学家也是如此。
除了他们所属机构直接提供的支持外，大多数科学家还受益于中国政府十多年前为吸引世界上优秀的研究人员而推出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被统称为“千人计划”。
外国人才引进计划条款根据不同科学家的科学成就水平和赞助组织有所差异。Javid说他是在清华将这些项目纳入之前就来的，而Pastor-Pareja估计他的“千人计划”资助只有启动资金的四分之一。
Pastor-Pareja认为，“千人计划”和欧盟所提出的‘地平线2020计划’（Horizon 2020）没什么不同，都是有益无害的，“这只是招募人才的一种方式”。
苏格兰生理学家John Speakman目前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负责分子能量实验室，他分享道他的经历，“2011年7月11日上午10点半”，Speakman回忆起他收到这封电子邮件的确切时间，邮件通知他已经通过了申请，这意味着他“即将开启一场神奇冒险之旅。”
当时，Speakman身为英国阿伯丁大学生物与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每年访问中国4次，每次3到4周，他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同事一起在青藏高原进行野外考察。申请通过之后，每年他能在中国待9个月时间，其余时间他可以继续在阿伯丁大学运营实验室。
Speakman还希望将他的研究从生物学转向以实验室为基础的分子生物学，该奖项可以让他在遗传研究所建立一个实验室。
虽然中国科学院的老师们十分支持他的申请，但是Speakman怀疑这并不会对他们产生很大影响。“我在这里工作的话，他们就可以说，有一个‘千人计划’的获奖者在这里工作，”他推测道。
Speakman关于生物如何消耗能量的研究十分顺利，当5年奖励计划结束时，他不想关闭他在中科院的实验室。
苏格兰生理学家John Speakman（左）在北京运营一个实验室，同时与英国阿伯丁大学保持联系，并在那里设有实验室。
“我来的时候得知‘千人计划’是可以续签的，我可以重新申请，”他回忆道。“但事实并非如此，中科院的当务之急是决定谁来发我的工资。”
中科院的老师们建议他申请中科院的“国际人才计划”，也就是说中科院会支付他60%的工资。在2017年末获得为期3年的资助也解决了Speakman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我今年60岁了，这里的退休年龄就是60岁，但也有例外。获得这项资助意味着我可以继续待在这里，我想留在这里。”
“入乡随俗”，学习不同的学术规则
欧洲科学家必须在不知道游戏规则以及没有语言技能的情况下，自学中国强大而不透明的研究官僚机构的运行规则，也就是说他们要依靠中国同事的好心和建议。
法国神经科学家Quentin Montardy在2014年以博士后身份来到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与王丽萍进行合作，后者曾受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光遗传先驱Karl Deisseroth。“我想要一个好的实验室，所以我找了精通这一技能的人。”Montardy解释道。
在收到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初始拨款后，Monrardy需要他自己的资金来源以获得助理研究员的职位，有人鼓励他去申请中科院设置的“国际人才计划”。
“幸运的是，”他回忆道，“申请必须包括英文版，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知道中文版的拨款提案是什么。”
外国研究者甚至可以在实验室获得更多时间上的优势，“与美国或欧洲的任何教员一样，你必须在多个委员会任职，”Pastor-Pareja解释道，“但我处在要求的底端，因为我不会说中文，所以我很少做文书工作。”
中国与西方许多学术实验室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博士后的依赖程度降低，中国鼓励对学术感兴趣的顶尖研究生出国继续读博士后，国外学习经历会帮助他们回国后快速找到工作，但这种做法的缺点就是国内的顶尖博士后人数较少。
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理科研究生的数量增长迅速，研究生人数逐渐增多。但政府规定了他们学习的地方，每个学院或大学都有一个配额。
对于希望通过新人员提高研究形象的实验室建立者来说，配额制度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如果一个研究所慢慢成长并能容纳更多主要研究者，但配额并没有跟上的话，那就不得不减少学生数量。”Speakman解释道。
Speakman认为他很幸运：“我第一年可以招收两名学生，第二年可以招收一名。通常情况，一个教员每隔一年才能招收一个学生。”去年Pastor-Pareja被授予了终身教职，他每年可以招收的学生名额也从一个增加到了两个。
Palma在加入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后才了解到配额制度，他称之为“令人不快的意外”。但他随后学会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资助另一位科学家配额下的学生。“如果你了解其他教员，那就很有效。”他说到。
Speakman补充道：“当然，你需要关系。对一个外国科学家来说，这需要时间。”
把在国外的关系网变成自身优势
大多数来到中国的外国科学家在他们的祖国或者世界其他地方都有着广泛的关系网，中国科学家都十分希望对此加以利用，Javid说道。
“这种声望来自于与海外实验室的合作，这很讽刺，如果我在英国一所大学工作，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建立关系要比在清华大学容易得多。”
Javid也找到了利用外国科学家受到重视这一现象的方法。“我之前并不知道北京有一个高质量的BSL-3实验室，因为那里没进行过结核病研究。后来因为一位美国的著名结核病研究人员在访问该实验室期间看望我，把我介绍给了另一组研究团队，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合作了。”
身在异乡的孤独
西方科学家们表示在来到中国之后会不可避免地感到孤独，不过有很多方法可以缓解，他们说道。一些科学家会把他们的配偶和家人带来，一些人会建立起新的社交网络，拥抱新生活。
“要想真正不感到孤单，”Speakman说到，“你需要和你的家人在一起。我认识一些为了类似于‘千人计划’的三个月项目只身来到这里的人，他们通常会感到很孤独。”
Speakman说，他很幸运拥有一个不讨厌搬家的妻子，孩子们的学业也没受到搬家的不利影响。
对Javid来说，家庭的支持更为直接。“我最初的计划是在哈佛大学进行完博士后研究后回到英国，但我的妻子鼓励他说：‘是时候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了。’”
中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补充道。事实上，他最初询问清华大学的教员职位时并没有得到回复，他随后再写了一封：“我和我的妻子都相信中国就是未来之国。”
法国微生物学家Sébastien Leclercq同意这一地缘政治评估。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IMCAS）完成两年博士后的研究后，他和在中国出生的妻子于2014年返回法国，目前他在卢瓦尔河谷的国家农业研究所工作。
它的环境是一个主要的吸引力，“客观来讲，IMCAS非常好，实验室是最新的，也有大量新设备，大家都渴望做好科学研究。”
“但是大城市并不是我想要生活的地方，我尝试过，尽管那里有很棒的科学研究，但我还是接受不了。现在，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十分美好。我们不会再回中国。”
这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个人和专业方面的考虑也促使Javid认真思考他的下一份职业，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后悔来到中国。
“清华对我的信任让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愿景。即使我们一半的尝试都没有成功，但已成功的足够为我们赢得名声，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新教员来中国。”
Pastor-Pareja说道：“仔细想想，这正是中国‘千人计划’的目的，把顶尖科学家带到中国来。”Pastor-Pareja还表示，如果清华招生委员会的工作开始受到打压，他不会感到意外，他可能还会是受益者。
然而，与此同时，这个问题仍然十分敏感，以至于在中国工作的一些欧洲科学家在与Sciencemag联系时不愿讨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科学家说道：“和你交谈对我没什么好处。”“我受到‘千人计划’支持，但这也让我成了目标，这会影响到我能否获得美国签证。”
“我意识到我变得极端谨慎了，”这位科学家补充道，“但我不想危及这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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